著名编辑家张小鼎辞世，享年86岁，曾编辑《鲁迅全集》《茅盾全集》

2022年7月3日凌晨，著名学者、编辑家张小鼎先生辞世，享年86岁。

1956年，张小鼎考入南开大学中文系，1961年毕业，曾在鲁迅博物馆工作，曾任人民文学出版社现代编辑室副主任。他是《鲁迅全集》修订编辑委员会委员，参与校注、编辑《瞿秋白文集》《茅盾全集》《老舍全集》《鲁迅全集》。

几年前，张小鼎出版了新书《一个编审的视界》。祝晓风为该书写了一篇书评，其中有这样一段话：“张先生为人极其低调。以他的水平，以他掌握的海量的史料和各种一手资料，他可以写出比现在多十倍的文章。但是，他把主要的时间和精力都花在编辑工作上，心甘情愿地为作家和学者们服务。”

后来，这篇书评在《中华读书报》发布，标题是《很多这样的大编辑，撑起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声名：张小鼎》。好书探重发此文，以念张先生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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张小鼎先生今年新出了一本书，《一个编审的视界》，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的。书出之前两个月，张先生把封面发给我，让我帮他参谋一下。夏天，书出来了，我到他家拿书。正好，他要送给天津、石家庄的老同学们，我就都帮他带了，其中包括给中华读书报的魏琦。过了两天，给魏老师打电话，他说，能不能找人给这本书写篇书评？我说，我可以考虑写一篇。——结果，一拖拖到今天。

我和张先生认识的时间不算太长，只有25个年头。交往呢，由私而公，半私半公，公私兼顾。张先生这些年对我的帮助，可以说就是对中华读书报的支持，所以，也可以说是以私济公。2014年，中华读书报创办20周年，我蒙老同事们不弃，写了一篇纪念文章。文中提到两位，都是编制不在报社，但对中华读书报有特殊贡献，其中一位，就是张先生。

张小鼎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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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实，中华读书报认识张先生的不止我一个。但是，从时间长度、交往的“浓度”来说，我应该有更多可说的。

1995年六七月间，因为浙江文艺出版社要出版新版《鲁迅全集》，各报纷纷发表消息和评论，争议也随之而起，中间，还有人文社的激烈反应。到了9月中旬，争论中已经可以闻到火药味了。9月14号晚上七八点钟，张老师给我打电话，说，明天，在鲁博（鲁迅博物馆）有个会，是以中国鲁迅研究会和《鲁迅研究月刊》编辑部的名义开的，鲁研界的知名学者差不多都会来。此事现在正是热点，你应该去听听。张老师还把王得后的电话告诉我，说，通知我来参加的事儿，已经和王得后说了。

第二天到了鲁博，找到开会的会议室，说找王得后，王先生就过来和我打招呼，这是我第一次见他。好家伙，这一大屋子，都是学界的大人物，老一辈的，有王景山，晚一辈的，有陈漱渝、黄侯兴、钱理群、王世家、吴福辉，还有王富仁、陈平原、葛兆光等等，这一下子，全认识了。这个会，说是讨论，其实舆论一边倒，都是支持浙江文艺，反对人文社。这样的会，身为人文社编辑的张老师当然不便参加。

这篇报道有个耸人听闻的标题：《书还没出，怎么就错了？》，见于1995年9月20日中华读书报第一版。当时关于新版《鲁迅全集》已经沸沸扬扬，这篇报道出来，仿佛烈火浇油，学界和出版界一下就炸了。

2000年3月2日，是左联成立70周年。1月初，我就和张老师商量，要采访一些人做报道。张老师就帮我联系。他不但提供名单，而且直接把电话给我们。而且，大多数，他都要先替我们给人家打个电话，说明情况，做个铺垫，这样我们再去，就顺利多了。那一段时间，写《左联史》的姚辛也在北京，他的《左联词典》是在光明日报出版社出的，他就住在光明日报招待所。张老师和他也熟，中间还联系姚辛，协调采访。楼适夷的工作单位就是人民文学出版社，张老师也帮忙联系了，只是这时楼适夷已住院多年，身体状况已经不允许接受采访了。

我们第一个采访的是梅志。那两天，北京下大雪。我和侯艺兵跑到木樨地，连续几个小时，集中采访了几家，有梅益、秦川、李之琏等，第二天，又去采访周而复，第三天，到方庄采访伍孟昌。这里边，最年轻的是秦川，1919年生，那一年也已经81岁。为了查用资料，我还专门找到社科院文学所的李葆琰，向他请教。李先生是《中国大百科全书》“中国左翼作家联盟”词条的撰写者。他家住丰台火车站西边的正阳大街，相当偏远。我只见过李先生两面，都是为了这次“左联”的采访，第一次是借书，第二次是还书。李先生前两年已经过世了。我们当年采访的那几位老先生，更是一个都不在了。

左联成立大会是1930年3月2日，我们报纸是2000年3月1日出版，比纪念日提前一天。一个整版，《遥想“左联”当年》通栏大标题，六个大字，每个比核桃还大，套红。侯艺兵拍的老左联的一排照片，顶天立地，齐刷刷立在左边，很有视觉冲击力，比较震撼。这一版，可以说是张老师、侯艺兵和姚辛，大家一同做成的。但首功，应该记在张老师头上。

除了给我们提供宝贵线索，张老师还亲自出手，给中华读书报写过几篇重头文章。2018年是《西行漫记》出版80年。上半年，人民文学出版社为此专门开了一个纪念座谈会，特别邀请张小鼎先生参加。当年，张老师曾为《西行漫记》的出版，专门到北图查找过胡愈之的原始文献，做过基础工作。2005年，他写过一篇长文，记述《西行漫记》的诞生过程，出版历程，还有国际影响等等。为这本书的出版，他也付出了很多。但是此文中，他并没有一句提自己。他这篇文章发表在中华读书报2005年8月3日，许多报纸转载。2004年5月12日，张老师还有一篇怀念林辰先生的文章，发在我和魏琦编辑的读书报《学术双周刊》。1996年11月6日还有张老师的《关于鲁迅茅盾联名致中共中央的贺信》，探讨相关史实，也很有价值。而他的《〈鲁迅全集〉三个里程碑式版本》，也是非常有价值的出版史文献，也是经我手在中华读书报2005年2月23日发表的，《新华文摘》全文转载，后又收入不同的研究文集中。

但张老师最有影响的一篇，恐怕还是发表于1997年7月30日的《真假照片背后的故事》。1997年是商务印书馆百年。5月7日，中华读书报登了一整版“商务印书馆百年图片回顾”，其中有一张照片，是鲁迅、周建人、许广平和孙伏园的合影。其实，这是一张“在特殊历史时期被修改过的照片”，用张老师的话说，是“赝品”照片。当年真实的照片上，其实还有两个人，林语堂和孙伏园的弟弟孙福熙。一般读者一眼看过就过去了，但是张老师看到报纸，当天就给我打电话，说这样不对，贵报应该设法更正，消除不良影响。我一听，倒挺兴奋，说，张老师您就这个话题写一篇文章，不是很好吗？可以借此向读者介绍相关的文学史背景知识。张老师说，这类事不止这一张照片，要写，就一块儿写。于是，他真的花了好几周时间，把文章写来，找了三组真假照片，一一对照，说明历史背景，对照鲁迅日记等原始材料，梳理史料，澄清历史。都说张老师是搞史料的，其实他真的有思想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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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世纪60年代初，张小鼎大学毕业，来到北京鲁迅博物馆工作，在“文革”后期和70年代末，曾两次被借调到国家文物局完成临时指定的任务。1975年10月，周海婴就出版《鲁迅全集》和增设鲁迅研究室等问题上书毛泽东，得到“赞成”批示。第二年，南开大学李何林奉调赴京，出任鲁迅博物馆馆长兼鲁迅研究室主任。张小鼎也随之在研究室和博物馆两边上班。1980年11月，他又被借调到设在人文社的“瞿编组”，在王士菁和牛汉的直接领导下，参加《瞿秋白文集（文学编）》的编注工作。“文集”顾问则是李维汉、陆定一、周扬。全部工作在胡乔木领导和中央文献研究室帮助下开展。这中间，1980年5月，张老师曾受周海婴电话三次邀约，实在无法推辞，便回馆与陈漱渝、孙瑛、叶淑穗合作，共同编撰《鲁迅画传》，于1981年由人民美术出版社用中英日三种文字出版。

张小鼎，丁景唐（中），牛汉（右）

1983年4月，《茅盾全集》编委会成立，叶子铭任《茅盾全集》编辑室主任，王仰晨任副主任。茅编室”起初隶属中国作家协会，后来转属人民文学出版社。1986年秋，叶子铭调回南京大学。1988年，张小鼎接替王仰晨，承担茅编室工作。熟悉情况后，他深深感到《茅盾全集》的编注发稿远远比《瞿秋白文集》要繁难得多，这倒并非仅仅因为全集卷帙浩繁，内容博大精深,写作时间跨度较长，搜集佚文相当困难。更主要的是，还有许许多多意想不到的矛盾和问题。譬如，全集的编辑思想不够明确；收文标准不够严谨；文章版本比较混乱；注释繁简没有依据标准；基础工作太不扎实：复印件字迹模糊不清，手抄稿漏字、漏行以至漏页甚多，没有认真校勘；注释班子庞大松散，20余人分散全国各地，工作很不得力等等。上述一系列矛盾倘不及时解决，工作很难开展。在叶子铭的支持下，他们利用茅盾研究国际学术讨论会在厦门大学举行之便，挤出点时间召开一次“会中会”。1988年秋，此事顺利完成，为后边的工作打下基础。《茅盾全集》后期18—40卷繁重而复杂的编辑、校注、出版、协调和发稿工作，就这样落在张先生肩上。

他曾参与校注、编辑的还有《老舍全集》和《鲁迅全集》的修订，是《鲁迅全集》修订编委会委员。张小鼎初步统计，2005版《鲁迅全集》对鲁迅著作文本作了23400多条注释，总字数达240万字，仅增补新注就达1500余条，原注作重要修改的也达1000多条。这是一个巨大的工作量。而张小鼎就是作为出版方人民文学出版社方面的专家参与此工作的。《茅盾全集》《老舍全集》都获得了国家图书奖荣誉奖。

张先生几十年训练、积累，养成了深厚的学术功底。他对史料研究之透彻，爬梳之清楚，考订之严谨，就是所谓专门做现代文学研究的人，也未必能超过他。因为张先生常年做史料工作，不了解的人以为他就只会做史料整理。这是绝大的误解。张先生做史料，不是他不能做理论研究，而是很早他就从现实中得到教训，给自己“约法三章”，只做史料，不做评论和理论。但是他的这些史料性文章，比如《斯诺与鲁迅》《略谈瞿秋白与文学研究会》《真假照片背后的故事》《〈西行漫记〉在中国》《永恒的“红星”在世界闪耀》《海伦斯诺与冰心》《汉堡嘉夫人与鲁迅》《路易艾黎与冯雪峰的“一面之缘”》等等，不是比那些空泛的所谓理论文章强百倍吗？从另一方面讲，这些文章，没有后面的理论素养，也是写不出来的。

专门研究现代文学史料的著名学者刘增杰，对张小鼎这些关于《鲁迅全集》版本的研究“印象深刻”，评价极高，认为张小鼎的文章，系统总结了《鲁迅全集》四次出版所取得的成绩与问题，“是一部浓缩了的《鲁迅全集》出版史”。“该文对所涉及具体文学事件的描述尤见功力。鲁迅《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文艺统一战线问题》一文的注释，长期纠缠不清。论文作者以时间为序，冷静客观地一一列举事实，对似乎是一团乱麻的史料进行耐心的梳理辨析，从而问题得以澄清，并使读者能够读出史料本身所具有的巨大的思想蕴含。”刘增杰《中国现代文学史料学》（中西书局，2012）一书中，有多处对张小鼎文章的引述和评价，这只是其中之一。

张小鼎对《西行漫记》中译本的流传与影响的研究，也获得学界高度评价。学者王晖在《百年报告文学：文体流变与批评态势》（吉林人民出版社，2003）一书中，认为张小鼎对《西行漫记》几个重要中译本的流传与影响的研究“颇有新意”，“不啻是为《西行漫记》，也是为报告文学文本的版本学和传播学研究提供了一个良好的范例”。梁志群则认为，张小鼎的研究，为《西行漫记》中译本的分析提供了重要线索，“填补了《西行漫记》版本学研究的一项空白”（《外国文学研究》1997年第4期）。美国著名斯诺研究专家，奥克兰大学历史系教授伯纳德·托马斯在《冒险的岁月——埃德加·斯诺在中国》（吴乃华等译，世界知识出版社，1999）一书中，多处引用张小鼎的论文与资料，并对他的研究给予高度评价。

张先生为人极其低调。以他的水平，以他掌握的海量的史料和各种一手资料，他可以写出比现在多十倍的文章。但是，他把主要的时间和精力都花在编辑工作上，心甘情愿地为作家和学者们服务。他今年80多了，才出第一本书。他说，这些“约法三章”之下的枯燥乏味的史料性文字，个人从无整理出书的奢望，如果不是一些文坛前辈和学界友人的力劝，“若无他们多年的热情鼓励和一再劝说，我是绝无勇气考虑出书的”。

读到这些话，我真的有点儿心酸。

可以说，老一辈的大编辑以赵家璧、曾彦修、范用、王仰晨、常君实为代表，30年代出生的这一辈，张小鼎先生则可算是学者型编辑的一位杰出代表。在1991年马良春、李福田主编的《中国文学大辞典》（天津人民出版社）中，张小鼎就已经作为“编辑出版家”收入。《一个编审的视界》这本书，收入了张先生主要的文章成果，可以反映他的水平。全书包括三个部分，也是他研究的三个主要方面：鲁迅研究，国际友人研究，现代文学研究。每篇文章都很有价值，值得阅读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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张老师1937年出生于南京，父亲是铁路上的会计，他出生不久，就随家人逃难到重庆，在重庆上小学一二年级时，正赶上大轰炸。抗战胜利后，他随家长工作调动，先后在东北锦州与北平上小学。50年代，他又随父母去河南，在郑州读初中。为获取优质教育，保证将来顺利考上好大学，在大哥的怂恿支持下，他于1953年毅然离家赴京，幸运地考上住宿的北京四中，至高中毕业。

1956年春，政府发出“向科学进军”的号召。这年夏天，张小鼎从北京四中毕业。他的家长决定继续支持他上大学，攻读科学技术知识，以便掌握一技之长，将来好报效祖国。“然而，‘作家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’，这一五十年代相当流行的时髦称号，无疑对涉世未深而又爱好文艺的青年学生，具有磁石般的吸引力。”于是，他报考了南开大学中文系。

1960年冬，张小鼎一再申请，获准参加农村的整风整社，随包括系主任李何林教授在内的中文系高年级部分师生，作为河北省委工作队的“助手”，前往邯郸临城公社的“三类”社队。因为生活条件过于艰苦，他的双腿很快严重浮肿，以至不久毕业工作时，他先后染上无黄疸和急性黄疸性两次肝炎。但“苍天仁爱，仅让我在鬼门关边绕了一圈，十分侥幸地又好歹活了下来”。对此，他始终无怨无悔，自豪地认为毕竟经受住严峻的政治考验，不但了解了广大贫下中农的生活疾苦，而且补上了农村的阶级斗争这一课，“这可说是我大学五年中最受教育、永难忘怀的一段时光”。

张老师特别感念那些在人生中帮助过他的人，特别是那些学界前辈。比如李何林，既是他的老师，也是他的领导。还有王士菁、牛汉等前辈，以及叶子铭这样的同辈学长。他特别感念的，还有一位王云缦先生，就是电影评论家、《中国电影艺术史略》的作者。在“文革”后期，张小鼎结识了王云缦，王先生语重心长地鼓励、敦促张小鼎写作，使小鼎先生打开心结，提笔写作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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张老师自己说，他是大时代中的一个小人物，基本上是以从事鲁迅和中国现代文学的编辑和研究工作为主。如果非要用几个关键词概括张小鼎先生，这几个词恐怕少不了：资深文学编辑，鲁迅研究专家，斯诺研究专家，现代文学史料专家，《茅盾全集》《瞿秋白文集》编辑。

这些枯燥而有点儿抽象的词，多少会掩盖他的真实形象。在熟悉他的朋友们的眼里，他是一个热情的人，非常乐于帮助人。像王观泉先生、姚辛、赵武平，都提到过他的帮助。延安大学的学者梁向阳，得张小鼎帮助较多，在文章中曾特别注明此点。还有许多研究现代文学的博士、硕士都提到过张先生对他们的帮助，很多人纷纷题赠自己的新著送他，以表谢意。其他如《沈从文全集》等重要的现代作家全集出版过程中，编辑方和出版社也都得过张小鼎无私的帮助。就我个人来说，仅仅就他认识介绍许多前辈作家和学者，就可以列出一长串。

在中华读书报，关于《鲁迅全集》《鲁迅译文集》方面的讯息，文章，几乎都少不了张老师的帮助。另外，是他给我介绍了周海婴、裘沙，后来我多次采访周先生和裘先生，也发表过他们二位合写的《一部在逆境中诞生的文献——关于〈鲁迅〉照片集的是非功过》（刊中华读书报1997年9月4日第5版）。2003年11月，巴金百岁，张老师为我们介绍了人民文学出版社的资深编审王仰晨，王先生是第一届韬奋奖获得者，《巴金文集》与《巴金全集》两套大书的责任编辑。侯艺兵和我一道采访了王仰晨和李致（巴金的大侄，四川省出版局局长，《刘文学》的作者），也做了一个整版。更早些时候，1996年，张老师介绍我认识了郭平英（郭沫若小女儿，郭沫若纪念馆馆长）。同一年，茅盾百年诞辰，张老师给我通报消息，把我叫到会议上，给我介绍了孔海珠、叶子铭和茅盾哲嗣韦韬。那次会议上，我认识了陈福康、李频。我还记得，当时学者们开会的条件比较差，叶子铭和韦韬是两个人同住一个标准间。那次会议上，会务组有个青年学者，是叶子铭的学生，来自河南大学，即《胡适评传》《吴宓传》的作者沈卫威。

这上面所列的每一位学者，后来与我都或多或少有了进一步的来往，建立了或深或浅的友谊。认识这些人之后，几乎每个人都牵出一篇大文章，一个大公案。

张先生对人之真诚，助人之不倦，到什么程度呢？到了人们“熟视无睹”“习以为常”的程度。——这话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说，他一贯热诚助人，时间长了，人们往往就忘记了，他所做的，其实已经超出一般。他所做的，放到其他人身上，人们会觉得实在难得，受用不起；而他做来，大家却觉得自然，好像是理所应当。——所以，他吃亏也就是应该的。

张老师身材不高，中等还偏矮一点儿，但头比较大，眼睛大，嘴也比较大。张老师还有两个特点，或者说两个“反差”：一个是，他的专长是史料，不知道的人，也许会想当然地认为，搞史料的嘛，多半会比较古板，呆板，无趣。——不是。张老师不但热情，而且活泼、有趣。第二，他为人极其低调，谦虚，从不争名争利争权。据我所知，他一辈子，没当过副处级以上的官儿，他的最高头衔就是人文社资料室与现代文学编辑室副主任。他不是没有机会和能力当官，他是真的不愿当。他看重的，倒像是什么中国茅盾学会常务理事、中国斯诺研究中心委员，都是学术虚衔，从世俗的角度讲，啥用没有，张老师却认为是自已贡献绵力、结交学界友人，不断更新自已知识结构的很好平台。

他真的是谦谦君子，与人无争。多年来，他写文章也不多，出了现代文学研究圈，知道他的人很少。——另一方面，是他的健谈与他写文章之少，形成强烈反差。张老师平日里和朋友在一起，胸无城府，热情健谈。我们熟了之后，见面，或者通电话，只要起个话题，他能一直说下去，有时他自己觉得不好意思了，就说，啊呀，我是不是说得太多了？！然后，在我的鼓励下，又接上刚才的话头儿，继续说。

他就是这么一个纯粹的人，一个对人极其真诚的人，一个有赤子之心的人。他在书的后记里感慨，说是“韶光易逝，岁月无情。不知不觉间，自己竟从一个天真幼稚、充满幻想、热爱祖国的年轻学子，变为心态平和、助人为乐、步履蹒跚的老者”。——可是我觉得，他一点儿也不老。

第一次见张老师，是在1994年3月，那天下午我到南小街人民文学出版社，见到张老师。后来，张老师知道我来了光明日报，很高兴。大概8月底，一个周末，他叫我去他家。那时，他住在阜成门外，一个小单元房，两室，厅很小。张老师和夫人何老师，非常热情好客，留我吃了午饭。从此，我就粘上了张老师。

来源：中华读书报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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